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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王晋康的博客

 
 
 

日志

 
 

救世主:克隆一个还是挺身自任?  

2009-06-07 12:16:07|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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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晓原

 

2007年8月第一版救世主在西方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也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传统母题。即使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也是外来的。再往后,我们从小就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教育下长大,救世主的母题就更无法容身了。

最近法国迪迪埃·范考韦拉特的畅销科幻小说《克隆救世主》,已经荣膺诸多奖项,在法国引起轰动,在救世主这个母题上又出新意。小说开头的场景,是描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的交接班:

(克林顿)交代了发射原子弹的密码、设备的工作状态,还有几份总统才能过目的国防高度机密情报……又向四周最后环视一圈,转身朝大门走去。他走出两三步,突然回转身来,再次打开皮箱,不动声色地说:“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

小说的“科学根据”,就是今天的克隆技术。克隆生命既已成为现实,我们为何不能为人类克隆一个救世主?而救世主的基因也不难找到,意大利都灵教堂中那块著名的“耶稣裹尸布”上就有耶稣的血迹——当然,那块布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耶稣裹尸布”,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不过写小说嘛,就不用顾虑太多了。

迪迪埃·范考韦拉特其实是想用类似《侏罗纪公园》的故事,来讨论类似《天使与魔鬼》的主题。从克隆恐龙到克隆救世主,是想象力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故事平台”远比《侏罗纪公园》来得惊心动魄,而且可以容纳多得多的文化内涵,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从编故事的角度来说,也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我们可以问:科学与宗教能不能相通?从技术性的层面上来说,当然可以找到相通之处,比如艺术表现手法中要用到科学的工具或方法,或者神学论证中的逻辑推理在科学中也同样需要之类。但是从最根本假设上来看,科学与宗教是无法相通的。

因为科学假设了有一个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个外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个外部世界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且它的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实验、观测等等的手段去逐渐发现并且用数学工具进行描述的——科学活动就是寻求这些规律。而宗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假设。“神迹”就是对这种假设的直接否定。在宗教的假设中,外部世界既可以因为神(上帝、救世主、耶稣)的意志而改变,也可以因为人的祈祷、信念等等而(借助神来)改变。

我们来看《克隆救世主》的故事,就会发现作者“不怀好意”地让这两种假设直接冲突起来——克隆出一个救世主,是一项纯粹的科学活动的结果,但是这个救世主却可以行神迹,那岂不就是说,科学活动的结果,可以摧毁科学的客观性假设?作者既然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挑动科学斗宗教”的结果,他自己当然就可以“全身而退”,用不着再明确表示什么立场了。

我前些时候曾将20世纪以来幻想小说和幻想电影中的乌托邦-反乌托邦作品谱系梳理了一遍,还在文章中感叹说,我们中国人除了先贤在《礼记·礼运》中留下的那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外,中间除了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外,连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也未能产生,以至于对整个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传统几乎毫无贡献。谁想到我那篇文章才发表没几天,就被证明我是说错了——中国科幻作家的反乌托邦新作已经闪亮登场!而且也接触到了救世主这个母题。

中国目前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之一王晋康的新作《蚁生》,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科幻小说,一直读到将近一半的时候,还会以为是一个怀旧的爱情故事。然而作品的“峥嵘面目”在后半部中豁然显露,而前半部分的爱情故事则构成必要的铺垫。整个故事相当有力度。《蚁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寓言——而且是针对中国国情的反乌托邦寓言。

我们以前很长时间试图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来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以为这样就能够建设起一个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蚂蚁的社会,所以《蚁生》中的“蚁素”,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文革”时代理想社会的隐喻。而“文革”十年动乱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罪恶横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宣告了这种尝试的彻底失败。

小说中的男主角颜哲,用他那被迫害致死的昆虫学家父亲留下的“蚁素”,将他所在的农场改造成了一个“小伊甸园”(让农场职工们都吸进了“蚁素”),他自己则成了这个伊甸园中的上帝——救世主。这个伊甸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一开始,那真是“比白雪更纯洁,比水晶更透明”,这个乌托邦也成了颜哲的精神寄托。然而,就像所有的乌托邦都注定要失败一样,小说中的这个“理想社会”也无法持久。

科幻作品可以有三重境界:一、科学境界,即呼唤、歌颂科学技术;二、文学境界,让科幻作品自立于文学之林;三、哲学境界——也是科幻的最高境界,主要表现为反思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的负面作用。《蚁生》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第三重境界。

恰恰是由于科学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到 “走在时代前面”,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负面作用的反思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科幻的这一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附1:一个反乌托邦的寓言

书评人:□江晓原 ■刘 兵
                                   
                                   
□我前一阵将20世纪以来幻想小说和幻想电影中的乌托邦——反乌托邦作品谱系梳理了一遍,还在文章中感叹说,我们中国人除了先贤在《礼记·礼运》中留下的那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外,连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也未能产生,以至于对整个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传统几乎毫无贡献。谁想到我那篇文章才发表没几天,就被证明我是说错了——中国大陆科幻作家的反乌托邦新作已经闪亮登场。

王晋康新作《蚁生》,如果事先不知道是科幻小说,那你读到将近一半的时候,还会以为是一个怀旧的爱情故事。然而作品的“峥嵘面目”在后半部豁然显露,而前半部分的爱情故事则构成必要的铺垫。整个故事相当有力度。有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王晋康“一直在对科学妖魔化”,也许这部《蚁生》也会被归入“妖魔化”之例。但在我看来,《蚁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寓言。我们中国作家也开始对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传统贡献自己的作品,这应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可以这样说吧,我在读这本小说之前,也没有想到它会是这样一部小说。以前,说来非常惭愧,读的科幻小说不多,读国内作者所写的科幻小说就更少了。知道王晋康的名字,还是从一些“批判”他的人的文章中。当然,这也引发了想要读一读他的作品的兴趣。但这次有机会真正阅读时,还是不免有意外之感。我虽然没有像你那样大胆地做出关于中国科幻作家反乌托邦作品的断言,但也没有想到如今中国国内的科幻作品已经能够在认识水平上达到了如此的境地。

从内容结构上看,似乎是一部很工整的科幻小说,但我更关注的还是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当然这是在作品好看的前提之下,因为毕竟小说(哪怕是科幻小说)不同于学术论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于科学和技术应用的各种问题的思考,确实已经与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前沿研究有了相当的一致。你是否这样以为呢?

                                   
□确实如此。

我们以前很长时间试图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来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以为这样就能够建设起一个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蚂蚁的社会,所以《蚁生》中的“蚁素”,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文革”时代理想社会的隐喻。而“文革”十年动乱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罪恶横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宣告了这种尝试的彻底失败。

“蚁素”及其应用的效果,当然是小说作者想象的产物,纯粹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也不见得有多少具体依据——《蚁生》不是一部所谓的“硬科幻”作品。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在它的思想深度。

小说中的男主角颜哲,用他那被迫害致死的昆虫学家父亲留下的“蚁素”,将他所在的农场改造成了一个“小伊甸园”(让农场职工们都吸进了“蚁素”),他自己则成了这个伊甸园中的上帝。这个伊甸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一开始,那真是“比白雪更纯洁,比水晶更透明”,这个乌托邦也成了颜哲的精神寄托。然而,就像所有的乌托邦都注定要失败一样,小说中的这个“理想”社会也无法持久。

■其实,乌托邦的情结在许多人心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文字中,想要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和维系它,并且认为只要科学技术充分地发展就能够用来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心理也是很普遍的。甚至于在像《一九八四》或《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经典名著中,也有这样的要素。与奥威尔或赫胥黎相类似地,王晋康也利用了这样的要素,并且在小说中更为明确地表明:这样的梦想首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其次,即使实现了,也一定是非人性的!科学技术的手段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一时的有效工具,但其局限也同样明显。

此外,在这部小说中,“蚂蚁”和“蚁素”这两个隐喻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像“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在那个时代,“蚁民”们所接受的各种意识形态灌输,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蚁素”吗?它也许并不能让人像小说作者设想的那样绝对利他,但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使人丧失自我。

                                   
□你的分析我非常赞同。而《蚁生》中的思想深度,让我联想到更多的问题。近年有些科幻研究者认为,科幻原是以“呼唤”科学技术为己任的,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到了“走在时代前面”,科幻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所以科幻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八月我们都去成都参加了“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发现原来有些国外著名的科幻作家就是持这种看法的。

但这种看法其实对科幻的价值缺乏充分认识。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我提出科幻有三重境界:一、科学境界,这是“呼唤”科学技术的;二、文学境界,让科幻作品摆脱“科普”的初级身份,自立于文学之林;三、哲学境界——也是科幻的最高境界,主要表现为反思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的负面作用。在国外,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迈向第三重境界就是科幻的主流;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部分科幻作家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也已经进入这一境界。

《蚁生》毫无疑问已经进入科幻的第三重境界。恰恰是由于科学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到“走在时代前面”,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负面作用的反思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科幻的这一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既然如此,判定科幻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又有多少理论依据呢?

■你所说的三种境界中的第三重,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反思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负面作用,那只是对科学技术之反思的一个方面而已。还有,这三重境界当然是“向下兼容”的——在第三重境界达到较高的水准的同时,也不妨碍在第一、第二重境界上努力提高。在我看《蚁生》这部小说时,就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阅读一些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时,也同样在享受着文学。相比之下,国内科幻作品在这方面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倘若一部科幻作品只是在哲学上有高度,而文学上显得苍白,那还是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其影响力的。毕竟,只有在人们愿意阅读的前提下,哲学的思考才能有效地传播。

总之,就国内的科幻创作来说,有喜有忧,但科幻依然会生存下去,至少在目前,其读者之数量,就远多于常规的科普作品。这次,我们在成都看到的那些科幻粉丝的“狂热”,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附2:读科幻小说《十字》
 
书评人:□江晓原 ■刘 兵
 

□标题是《十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孤儿美女梅小雪说的,这句话似乎也揭示了这本书的主旨。这部科幻小说借助奇情异想的故事情节,对人性、道德、科学的善恶,要不要敬畏自然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

 一个优秀的病毒学家花费数十年时间,纠合一小批顶级的国际同行,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目的,竟是在地球上复活“天花”病毒!

天花曾经是人类“消灭”的第一个致命传染病,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并为此举行了庆祝仪式。这个胜利经常被用来证明“人定胜天”,也是科学主义最心爱的凯旋曲之一。科学主义的宣传还曾许诺:人类将来可以消灭所有有害病毒,从而生活在一个生物学乌托邦之中。

但目前世界上仍有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保存着天花病毒,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另一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世界卫生组织曾于1993年制定了销毁全球天花病毒样品的具体时间表,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天花病毒不应该从地球上完全清除。因为在未来研究中可能还要用到它。美国政府已向全世界表示,反对销毁现存的天花病毒样品,理由是美国必须作好对付生物恐怖威胁的准备,为继续研究对付天花的手段,必须保留这一病毒样品。《十字》的幻想故事就是从俄罗斯的实验室开始的。

《十字》表达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消灭天花造成的“真空”,很可能引发更为离奇的病毒(比如艾滋病)来填补;这种“消灭”是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粗暴破坏,只会带来大自然更可怕的报复,所以要人为散布一些弱化了的天花病毒,以恢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人类整体也能够通过激发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功能而获益——尽管在此过程中某些个体有可能被牺牲掉。

 

■这部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的重要背景,以及其中虚构的情节,都与天花相关。而“消灭”天花,也可以看作是当代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像包括生命伦理学,到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学与科学之能力的限度等,也依然是可以对此有些不同的思考的。

也算是偶然,但也有某种必然,在去年10月,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生态哲学的雷毅先生,我的女儿,以及我自己三人合著出版了一本名为《生态伦理十日谈》的书,在书中正好也提到了天花的例子,并有这样一段话:“比如,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灭绝天花,而且我们已经消灭了天花,但理智告诉我们,不能灭绝天花。因为在我们不了解天花病毒这个物种实际的生态功能的时候,不了解它与各个物种究竟是何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贸然地处理掉它们。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当然,《十字》这部小说仅仅是利用天花病毒作为其叙事的背景与情节的基础,作者要谈论的,我想,还是对于人与自然以及科学之限度的思考。有意思的是,从《十字》中我们甚至能看到近几年国内有关科学文化争论的某些事件乃至代表性人物的影子。

                                                                                                         原载《文汇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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